新华网北京11月8日电（记者　陈先发　房宁　詹婷婷）在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，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探索基层大部门制改革的安徽省六安市叶集镇，却以“改革失败”的答卷，为中国进一步探索和推行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。
　　叶集镇在1995年被批准为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镇。1998年，其被安徽省批准设立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。而在改革进行了十多年后，叶集镇的机构设置又踏上了“回头路”。
　　当时牵头设立试验区的安徽省体改委原主任周古廉说，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叶集率先打破部门分割，将关联部门合并成一个大机构。试验区仅内设经贸发展计划局、农村发展局、教育科技局等17个大机构，对应上级72个具体部门。
　　从实际需要出发，不搞上下对口，不照搬县级通行模式设置机构，曾一度让叶集试验区实现科学配置职能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　　张成民曾任叶集农村发展局局长。该局当时包含林业、水利等10个部门职能。“机构精简合并，有效避免了部门争权争利现象，正是农、林没分家，退耕还林等涉及多部门利益协调的工作，才做得又快又好。”张成民说。
　　虽然当地政府承认当年“大局制”有效实现了减员增效，但如今叶集的改革仍然“夭折”。当年合并的部门如今又分撤重设。试验区工作人员随着机构重新裂变而膨胀，从1999年的358名快速扩张至579名。
　　周古廉说，由于相应的财税体制没有配套改革，仍然按照条块划拨，并且近年来部门资金用途规定上越来越细化和分割，导致当地财政支持资金剧降。
　　随着国家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，各部门项目投入相应增多，叶集在申请项目时一再遭拒，不得不重新单设机构才能获得项目资金。但是由于前期人员精简，目前许多局单设后，严重缺乏工作人员，“1人局”、“2人局”现象普遍。叶集一位局长打趣称自己是“光杆司令”，顶一个“帽子”，只是为了申请政策资金的方便。
　　专家指出，叶集试验区是中国艰难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缩影，也折射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取得新的突破。这也是人们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待。
　　中国（海南）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，比起经济体制改革，行政体制改革的艰难性表现为，“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，表面上是机构、人员、数量的增减，实质上却是一种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。”
　　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岁月里，中国经历了6轮行政体制改革。对比改革之初，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数量减少了约一半，行政运行机制科学化、透明化步伐加速推进。
　　分析人士认为，作为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文明等多项改革交汇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，目前已进入“深水区”，加快建成公众服务型政府，廉洁型、节约型政府，狠刹奢侈浪费之风成为民众期待。
　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、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，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出现“滥政”“懒政”“庸政”现象，不仅破坏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基础，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，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必须逾越的屏障，也是中国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着力破解的难题。
　　为提高政府效能，革除“懒政”现象，中国政府通过精简审批程序、完善监督制度等方式，逐步做出有益探索。9月25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修订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，缩小核准范围。至此，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221项，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成效正在显现。
　　在新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内，企业注册时间从目前全国平均的29天缩短到4天。目前，上海自贸区服务大厅日均接待咨询近2000人次，业务办理近600件。一天的业务量就接近往年全年水平。
　　今年9月底，滨海新区宣布撤销塘沽、汉沽、大港三区工委和管委会，由新区区委、区政府统一领导街镇。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从此将减少一个层级，更加精简、扁平。
　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程必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各地改革的过程或许一度会受挫，甚至‘伤筋动骨’，但只要最终能服务于大局，推进建设职能科学、结构优化、廉洁高效、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，促进社会公平，改革就值得尝试。”